你远非世界的中心，这世界甚至不是你的家。

马修·麦克劳，《莫忘死：通向永生盼望的惊人道路》

第2章身份的困惑，与基督联合的应许（1）

我们觉得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无法想象我们自己会死，仿佛世界没有我们就不能继续运转。但死这残酷现实告诉我们，情况并非如此。死对我们每一个人宣告：你没有重要到不能死的地步。死亡挑战我们是谁，我们的身份；感受到这无法承受之重的挑战，才能看到神如何在耶稣里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，这是何等美好，何等有能力。否则，只要死还只是别人的问题，耶稣永远也只能是别人的救主。

死让我们降卑：我没有重要到不能死的地步

我们人人都有一种自恋，对我们说，世界没了我们就不能运转。

弗洛伊德：“我们每一个人潜意识都深信自己不死。”别人问到，我们当然会承认，我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死去；我们会承认，我们离世，世界依然运转。但想一想，你死一周之后，世界会变得怎样。也许爱你的人非常忧伤，没有了你不知道怎样活下去；曾对你反复无常的朋友，希望生前对你好一点就好了；你的同事最终意识到，他们从前不知道，他们其实是多么需要你。要点并不是想象的情形。要点是，不管你看到什么，你仍然是在看的那一位。你想象自己死的时候，你仍在场，仍作为一个旁观者活着。所以弗洛伊德认为，“从根本上说，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。”

弗洛伊德的看法，就是世界只是按我们看到的样子，为我们存在。世界存在，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，看着这世界，与这世界有关。这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承认，至少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世界以我们为中心存在。我们就像太阳，别的都是围绕我们运转。

我们出于本能，把我们自己放在各种事情的中心位置，这些事情的身份，由它们和我们的关系确定。我们无法想象自己会死，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事情居然可以存在。

换一种说法，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世界这故事的主角。

我们知道，主角太重要，不能死。其他角色可能来了又去，他们的死甚至可能有助英雄故事的发展，他们的死，可能让他忧伤，懊悔，或者是他复仇的理由。但英雄人物不能死，如果英雄死了，故事就不能继续。

至少在潜意识里，我们人人都看自己是主角，没有了我们，这世界的故事就不能继续下去。弗洛伊德说我们都深信自己不死，讲的就是这意思。我们看自己无可替代，死冷酷无情揭露了我们自封的这种身份，表明这是愚昧。这就是死如此让我们降卑的原因。死告诉我们，我们并非无可替代，我们并不是重要到不能死的地步。

不仅世界没有了我们还能继续运转。而且最终根本就不会有人记得我们。一百年后，连我们自己的后人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我们是谁。

死让我们迷失了方位：那么我到底有多重要？

死让我们大大降卑。死告诉我，我并不是无可替代。死告诉我，我会被人遗忘。这样，死就把我从自封的宇宙中心地位上赶下来。但认识到死对我潜意识自恋的挑战，也带出一个关乎我是谁的难题。死不仅让人降卑，还让人彻底迷失了方位。

死不仅让我们回归本位，还提出一些问题，质疑我们的本位到底是什么。除了能吃、喝、生育、朽坏的有机体，我还是谁？一个甚至不能存在于其他人记忆当中的生命，到底有何价值？也许我能接受这事实，就是我没有重要到不能死的地步。但如果我是可替代的，那么我到底有多重要？也许我能看到，世界并不是围绕着我转，但世界是不是对我完全无动于衷？

我们大多数人都认定，人的生命重要。典型来说，我们认定自己重要，竭力要与人不同，出人头地。

但是，死要让赢家和输家，有钱人和穷人，受欢迎的人和被人嫌弃的人，人人都输在终点线上。如果死是我们的结局，我们就要面对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。问题不再是我们能否出人头地，和身边的人不一样。问题是，如果我的生命最终要变为尘土，我比那条由马桶冲掉的死金鱼，被人踩扁的蟑螂更有意义吗？

如果没有一位创造的神，把不同的价值赋予不同的受造物，人就没有理由相信，一个人比一条狗，甚至一只普通苍蝇更有价值。

哲学家对人和动物有何不同这问题有各种回答。卢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）的回答也许是最有影响力的。他认为，人和动物关键的不同之处，在于人有能力超越本能。

存在主义哲学家采纳了卢梭的观点，把他对人身份的看法更推进一步。如果让我们成为人的，是我们有能力超越本能，做出有意识和自由的选择，选择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，那么人的身份就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人为自己创造出来的。你在具有一种本质之前就已存在，在你存在之前，你就有一个身体。你为自己作出决定，是什么让你的生命有意义。

关于人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，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。肯定的是，这种超越本能的能力，能善用、培植和建造文化的能力，是人类奇妙和独一无二的特点。

但如果这种决定什么是人，如何作人的能力，让人与动物有所不同，那么死依然是一种摧毁一切，无法回应的挑战。

我们也许会宣称我们重要，因为我们能决定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。我们可能坚持认为，我们的意志，而不是我们的人性，或我们的本能创造我们的身份。但死却做出一个致命性驳斥。死实际上说，你去决定如何生活，做动物不能做的事，随心所欲过日子，但你要知道，不管你决定要成为怎样的人，不管你决定要做什么，你都不能决定自己不死。你最终还是要像动物一样死去，那么你到底从哪里得出这念头，以为人比动物重要？

在卢梭之后150年，法国作家阿尔贝·加缪（Albert Camus），认识到死打碎了从前关于人类意义的各种观念。他论证说：“人要选择怎样作人的自由……并不存在。死是存在的唯一现实。”

加缪认为，死对我们看自己在这世上身份的影响，远远不只是让我们降卑，死也应使我们彻底迷失方位。对死的觉悟迫使我们面对一种张力，加谬称之为“荒诞”——两种现实之间的一种冲突。一方面，我们活着，觉得我们生命重要。我们觉得这世界是其他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们能做事，能改变，我们在这世界上，若不是无可替代，至少也是不可说被取消就取消。加缪把人这种在世上的定位称为“乡愁”，可能只是一种“乡愁”，但这是一种强烈、不可撼动的乡愁。

然后在某一刻，对死的觉悟突然闯进来，掀翻了这种秩序和熟悉感，强行“让人直面他自己的平凡”（加缪）。人有这种意识的时候，就如弗洛伊德所说，就生出一种疏离感，与那曾经看起来如此美好熟悉的世界拉开了距离。

换言之，觉悟到死，让人生出一种与世界的疏离感。Julian Barnes描写这种意识的震惊效果，就像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设定的闹钟闹醒：“在某个该死时候，你睡着，突然被推入黑暗、恐慌、落入一种可恶的念头，就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租回来的世界。”

认识到死对你身份带来的影响，这会让你觉得失去了定位，漂移开去，仿佛随波逐流，不再有现实意义，遭人忽视。你远非世界的中心，这世界甚至不是你的家。

Remember Death: The Surprising Path to Living Hope, Copyright © 2018 by Matthew McCullough, Published by Crossw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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